拾遗物语

2005年，温家宝去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。在听完总理介绍的科技发展中长期规划后，钱学森感慨：“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，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，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。”然后，钱老发问：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十年来，大家一直在寻找“钱学森之问”的答案，但很多人看了民国老课本后说：部分答案就在这旧书里。

 

1958年，邓康延出身于西安，父母是支援大西北的知识分子。一出生，邓康延就赶上大跃进，接着又遇上可怕的三年大饥荒。后来，他外婆回忆说：“食堂领了两碗稀粥，小外孙呼噜噜喝完一碗，又把外婆的一碗喝了。”

好不容易上学了，又碰上文革。满街都是批斗游行、大字报传单。“正读石木水火的课本被急停，老师要求大家抄写最高指示。还没来得及学‘日月星辰’，美好的小学生活就突然变味了。”也许，正是经历了可怕的岁月，邓康延后来特别喜欢钻研历史，“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，就没有未来，历史蕴含着经验和教训，如同镜子。”

1977年，全国恢复高考，邓康延考上了西安矿业学院。毕业后，被分配到煤科院西安分院，“当了十年的地质工程师。”但邓康延并不太喜欢地质工作，从小喜欢舞文弄墨的他，一直梦想“找个码字的工作”。1992年，他终于憋不住了，破釜沉舟放弃编制，奔赴深圳，开始了15年的“文艺中年之旅”。先是到《深圳青年》做了编辑，然后是策划总监、编辑部主任，最后又去《凤凰周刊》做了主编。

2006年，在《凤凰周刊》任主编的老邓，接待了一拨热爱田野调查的朋友，席间听到中国远征军的壮烈故事后，老邓悲从中来，拍桌长叹：“对于逝去的历史，最好的纪录是影像，我以后一定要拍个纪录片，还原真相，还远征军尊严。”不久，一家公司找到邓康延，想把远征军故事拍成电视剧，老邓回答：“这个题材，我只拍纪录片。”没想到，这家公司竟然答应了。

2007年，老邓去了云南。为了拍摄好《远征军》，除了寻找活着的老兵外，他还四处搜寻当年的书籍报刊。在一个旧货市场淘书时，他发现了几册民国年间的小学课本，看见编校者竟是蔡元培、叶圣陶等大家，处于好奇，老邓买了下来。回到招待所，翻开一读，老邓立马被征服得五体投地。“那天下午，我竟然没有起过身。”

“竹几上，有针、有线、有尺、有剪刀，我母亲，坐几前，取针穿线，为我缝衣。”寥寥数语，全是白描，只是把针头线脑的字，集中起来给孩子认识，但慈母手中线的唐诗意境，却翩然跃于纸上。“三只牛吃草，一只羊也吃草，一只羊不吃草，它看着花。”最后一句，突然一转，那只羊就变成了哲学家，生活的审美和情趣一下流淌出来。“开学了，我们选举级长，谁得的票最多，谁就当选。”谁得的票多，谁就当选。不是因为老师指定，不是因为他是官二代或富二代。这就是1920年代的公民教育。

力透纸背的温润、儒雅、笃定，让老邓读得全身血液都澎湃起来：“感触最深的有三点：一是教材内容极为丰富：讲伦理、塑审美、育习惯，既注私德教育，也重公德培养。二是教材编撰理念十分先进：无虚伪说教，无空洞口号，家国之源、江山之远、永恒之义，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之中。三是文字之美远胜今天。文字清新质朴，却极具意象之美，让人感受到母语久违的自然和张力。”老邓，一下爱上了民国老课本。

从此，老邓开始搜集民国老课本。北京潘家园、西安朱雀路，深圳新秀村、广州珠海中路，纽约的唐人街、巴黎的旧书市场，都成了他流连淘书的宝地。为了搜集民国老课本，他甚至专门去过几次台湾，“结果大失所望，所见既少且糙。后来才明白：国民党溃退台湾时，细软都不及带，更何况课本。”不过几年下来，老邓还是收获颇丰，“一共收集了千余册民国老课本。”

老邓一边收藏，一边研究。发现民国年间，纵是兵荒马乱，但其小学课本，却那么从容淡定，“上有信念，下有常识，小学课本集二者于一身，于沧桑百年后愈见纯真。”1905年，科举制度废除，接着，辛亥革命结束帝制，于是，新式学堂如春笋破土而出，蔡元培、张元济、陶行知、沈颐、叶圣陶、丰子恺、夏丏尊等一流大学者、教育家、艺术家、出版家，怀抱为民族未来谋福祉的愿景，“开始专心致志编撰小学课本。”

为了让课本既有工具性，又兼具人文性、文学性，既承袭传统文化的风骨，又带有面向世界的开明，大学者们可谓绞尽了脑汁。“共同讨论，反复修改，常为一字，费事恒至一二日。”邓康延看过一则民国资料：大学者们在编撰一课时，为用“来来来，来上学”，还是用“去去去，去上学”而争论不休。有学者认为“来”字笔划多，小孩不易学，应改成“去”。但又有人反驳说“去字太俚”，不庄重，几天争执，最后出现在课本上的还是“来来来，来上学”。每本书，就是这么一点一点抠出来的。

“老课本的编著是民间的，无关君王军阀权贵，崇尚天道伦常自然，有着民族风骨的例证，透着民众皮肤上的冷暖，不呼口号，不居高临下，不繁文缛节。仁爱、礼仪、诚信、情趣、方法、逻辑，家国之源、江山之远、永恒之义，多在平白明净的故事情节和写人状物中。”那一代大知识分子，就这样把自己的理想和情怀，编撰融入进一张张书页里。

研究这些民国老课本后，老邓开始给报刊撰写一些阅读体会，没想到这一写，竟然炸锅了。《读者》《读库》等报刊纷纷开辟专栏，让老邓为其撰写“老课本之新阅读”。写着写着，有一天他突发奇想：既然大家这么喜欢民国老课本，我为何不精挑细选汇编成书呢，让大家躺进原汁原味的故纸堆里，好好做一回“民国的孩子”。说干就干。这一页书的字缺了几个，“那我就从别处挖过来。”这一页书的图比较模糊，“那我就使用电脑来修复。”…………花了半年时间，老邓杂取各种老课本之精华，汇编成一本书。民国老课本虽然文字优美，但如今语境毕竟不同于当年，“为了便于大家更好的理解，我决定为原文配上精短诠释。”

课文《职业》一课，原文是：“猫捕鼠，犬守门，人无职业，不如猫犬。”老邓在原文后诠释数语：“一十八字，道出生命的庄重。进化的自然选择，适己而利人，善哉。不可无职业，也不可职业乱窜。犬捕鼠，多管闲事；猫看门，形同虚设。世上职业千万，有需要就有职业；可世上好职业只有一种：喜爱又能谋生。”

课文《荷》一课原文是：“池中种荷，夏日开花，或红或白。荷梗直立，荷叶形圆。茎横泥中，其名曰藕。藕有节，中有孔，断之有丝。”老邓在原文后诠释数语：“华夏之荷，非我华族难晓其味，断之有丝，断之有思。”为“断之有丝”续一句“断之有思”，便从植物升华到民族精神，境界一下开阔起来。老邓就这样用“点睛之笔”，以新时代之精神解读老课本之灵魂。

《老课本 新阅读》一书出版后，陈丹青看了，感叹：“民国课本好善良啊！”席慕蓉看了，震惊，写了一篇《民国初年的奇书》。张晓风看了，买了20本，专门送给文化界的朋友。“什么是潜移默化的教育？这才是!”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石鸥，一直在研究教科书演进史，看了《老课本 新阅读》后说：“钱学森之问的答案就在这里。”

《收获》杂志编辑部主任叶开，曾多次声讨“现行小学语文教材”：小学语文教育，从教育理念开始，就大错特错了。教材里的课文很多都极其糟糕，充满了赤裸裸的说教和假大空的情感……”2009年，以网络为平台探讨教育问题的“第一线教育研究小组”，提交了一份20万字的研究报告，历数小学语文教材的“四大缺失”：事实的缺失、经典的缺失、儿童视角的缺失、快乐的缺失。而这些缺失的东西，都在民国老课本里。“翻看民国老课本，就像一位年逾古稀的老者，向我们娓娓道出教育的内核。”

其实在民国，不光是语文教材，就是算术、音乐、美术、农业等课本，也都充满了信念、常识和情怀。民国时期学者编纂教科书的态度，犹如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说话，充满了童心、慈悲心和父母心。哪怕是一本地理教材，也编得让人拍案叫绝。

如何向孩子阐释地球是圆的？民国地理老课本是这样教的——“王生不明地球的形状，他哥哥对他道：地圆像皮球，所以我们叫他地球。试立在海岸，远望来船，必先见桅杆，后见船身，这便是地圆的实证。”再辅以配图佐证：“在岸上望海船，见甲船全身时，乙船只见桅杆，丙船则全不见，可证地为圆形。”通俗易懂，明白晓畅。

各省形状的比喻，也让人绝倒。“南同江苏分界，西南与河南比邻，北沿渤海，东为半岛：山东省是也。山东地势中部多山，最著名的是泰山；北部有黄河入海口，物产不多，只有煤矿最著名。”“陕西省，古称关中，在山西河南的西面，地势都是山川，农产很多，煤矿要算是中国最丰富的地方了。”这样的地理，是不是充满了趣味和想象力？

无论走到哪里，邓康延包里，都带着那本1933年出版的《模范公民》第八册。这本书，是他在广州集邮市场寻得的，虽然只花了5块钱，但老邓却当作宝贝。“从邂逅起就一直置于我随身的手袋。它身轻不过二三两，但里面蕴藏着深厚的公民意识和令人敬仰的道德风范。”

《模范公民》第八册第一条，不是宏大的爱国、主义或理想，而是“要留心研究新事物”，“这些模范事体，可亲可敬、易施行、不过时。”老邓特别喜欢，于是费尽心力，终于找全了《模范公民》八册书。找全一看，老邓更是震撼不已。从卫生、游息、修身、伦理等等方面，图文并茂地教习孩子怎么做人处世。“邂逅1933年的中国公民，与之对比，我深感惭愧。”如今，民国范一词甚是流行，可民国人为什么都那样有范？在《模范公民》中可以找到答案。“大国民的生长，靠的就是小时候、小本子、小事情。”

傅国涌先生说过一段话：“小学教科书固然不能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高度，但是它能够为一个民族提供文明的底线。”源头的石头改变了河流的方向，这或许就是民国一代出大师的一大原因吧！研究越深入，老邓越觉得有责任。“我应该好好挖掘整理这些老课本，因为里面蕴藏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，很值得现在的教师和家长学习。”于是，老邓又开始埋头整理《有声有色有山河——民国音乐美术老课本赏析》等书籍。

老课本里有一课叫《天初晚》书中有一幅插图非常有意思：一个小孩打开窗户眺望远方，天边一轮月亮透过薄云升了起来。此番情景，不禁让人想起：2007年，温家宝在同济大学演讲时，引用了黑格尔的一句名言：“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，他们才有希望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，那是没有未来的。”老邓挖掘整理这些民国老课本，就是希望我们能从这些故纸堆里学会仰望天空。

一位西方教育家说：“教育的最大功能是使生命产生敏感。洞彻人心者，人心生光明。”民国老课本就做到了这一点。“你从父母那里，学到爱、学到笑、学到怎样走路，可一打开这些课本，你发现你有了翅膀。”